独裁国家

如帕克斯顿所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受国家元首之邀才出任政府首长”，而国家元首之所以这么做是“听取文武幕僚的意见之后，合法行使自己的职责”。1923年希特勒曾在巴伐利亚筹备叛变，希望在慕尼黑夺权，当作进军柏林的踏脚石，但后来被捕，坐了一年牢。那次之后他决定竞选官职，不再用违宪的方式夺权。这么做不是因为他转而相信法治，而是认为仰赖日渐强大的号召力，似乎才是可靠之途。

利用一战后德国人的屈辱，壮大自己声势

战胜的协约国1919年强迫德国接受严苛的和平条件，再加上192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以及之后的严重失业问题，都让希特勒1919年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在1920年代得到立足之地，但20年代下半经济得到某程度复苏后，他们仍然只是一个边缘政党。这种局面在1929年10月华尔街崩盘后改变。这个冲击使得德国银行收回给企业的贷款，到了1932年每3个工人就有1个以上失业。希特勒的政党是这场经济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在1928年的国会选举拿下12席和2.6％的选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更增加到107席次，得票率18.3％。纳粹党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超过6百万人投票给它。

希特勒的主要立传人伊恩．克索（Ian Kershaw）提出了一个概括性解释，不只适用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有些时候，政治人物再也无法沟通，也停止理解他们本来应该代表的人民──这代表一个政治体制走到了危险关头。威玛时期的政党政治人物在1930年就很逼近那一点。”

两年后，希特勒的声望仍然有增无减。年老的威玛共和国总统也是陆军元帅冯．兴登堡的7年任期即将结束。他再度参选，另外还有希特勒和共产党领袖恩斯特．泰尔曼。兴登堡在第一回合投票没拿下过半数，希特勒居次，但第二回合他拿下37％的票数，超过1千3百万人投票给他。由于票数很高，希特勒相信自己有资格坐上总理的位置，即掌握大权的政府首长，但兴登堡断然拒绝了他。（兴登堡之所以能拿下多数票，部分要感谢社会民主党贡献的票，因为兴登堡虽然保守，但显然还是比希特勒好。）

纳粹在1932年的运气有好有坏。那年的7月和11月都举办了国会选举，纳粹11月拿到的票比夏天少了2百万。兴登堡以为自己聪明地利用了纳粹的弱点，因此最后答应让希特勒担任总理的要求，并在1933年1月底完成任命，但刻意让希特勒周围的人都是保守派，而非法西斯主义者，相信这样就能约束他的权力。

希特勒与纳粹党打压异己、借助民选崛起

希特勒心里却有别的打算。1933年2月27日国会大厦被烧毁更帮了他大忙。

这件事是意外，是荷兰某个社会主义青年的个人行动，希望借此刺激德国工人挺身反抗右翼政府和资本主义。希特勒却趁机把纵火案怪在共产党身上，并开始打压共产党员，连社民党员和其他反法西斯人士也遭殃。

1933年3月5日，在充斥着恐吓的选举中，纳粹党拿下将近44％的选票，新国会的647席有288席被他们拿走。共产党虽然被残酷打压，许多共产党员和社民党员被打甚至被杀，但共产党的得票率仍逾12％，社民党也有18％。然而，这时纳粹不只成了第一大党，也因为跟保守派结盟而成为国会多数党。事实上，他们甚至不需要依赖后者的支持就能掌权，因为纳粹让当选的共产党议员都无法就职，这些人不是被捕就是逃跑。国会在冲锋队（SA）和亲卫队（SS）这两个组织的恐吓下，只有社民党的94票反对授权法，其他441票都赞成，这等于把权力从国会转移给纳粹党。（重要的是，中央党──战后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前身──原非纳粹的盟友，却也投下赞成票。）到了1933年夏天，超过10万共产党员、社民党员和工会成员被捕，连官方都估计“拘禁期间死亡的人数达600人”。

早在1933年，希特勒就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的帮助下，煽动全国一同抵制犹太商店和企业，排挤犹太人（根据“种族”而非宗教所定义的犹太人）对文化和教育造成全面的影响。1934年，5，000名大学教师中约1，600名因为本身是犹太人或反法西斯而遭到免职。除了有上级的鼓励，底下也充分配合。学生在加速让犹太裔和反纳粹教授被开除这件事情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权者的意识形态被愈来愈多人吸收。希特勒毕竟“有过人的天赋：口才”。

希特勒的很多追随者都渴望他独揽大权，如今他得以往那个方向更快速迈进。阻碍他完全掌权的一个因素是，保守势力可能跟军队结盟，尤其有些资深军官愈来愈担心纳粹党的武装组织冲锋队（即SA，共450万成员）过于自大。他们不但逮捕、殴打、杀害犹太人、共产党员和社民党员，甚至在野心勃勃的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的带领下争取高于军队的权力。

希特勒的反应是选择制裁冲锋队的领导阶层。这不但是对军队的暂时让步，也是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一步，因为他渐渐怀疑罗姆对他的忠诚。最后他派人逮捕罗姆并将他枪决。效忠希特勒的亲卫队原本地位低于冲锋队，如今地位翻转，冲锋队最后“变成一个只从事军事活动和训练的组织”。

1934年7月希特勒跟冲锋队摊牌，同时间他也要处理来自不同地方的可能威胁。枪决冲锋队领袖跟枪决几名受人敬重的保守派政治人物同时发生，其中包括前总理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及其妻子。然而，希特勒和戈培尔强调这么做是要让冲锋队服从纪律，两人把这次清算解释成阻止罗姆发动政变以及将德国推向不断革命的英雄之举。这套骗人的说词让很多德国中产阶级信以为真，以为是希特勒拯救德国免于混乱。

不过，直到兴登堡1934年8月初逝世为止，希特勒都没有达成百分之百“元首国家”（Führer state）的愿望。兴登堡垂死之际，希特勒设法通过一项重要的宪改，规定总统一旦死亡，该职位就跟帝国总理合并。由于总统是军队指挥官，这就表示这项大权转移给希特勒之后，他就会正式被称为“元首兼帝国总理”。从那时候开始，他的专制倾向变得更为明显，意识形态目标也更加清楚。虽然是自大狂，鼓舞希特勒的却不只是对权力的渴望，他同时也“鼓吹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对历史发展的种族诠释，伴随着历史由“强人”主导的强大信念。

他花在投射自身形象上的精力，远比政策内容要多

1934年时，一般人提到希特勒都称“我的元首”，而他自己在跟大多数纳粹领袖人物说话时都直呼他们的姓。他花在投射自身形象（虽然当时还没有出现“形象”这样的字眼）上的心力远比政策内容要多，只有他深深着迷的领域例外，例如消灭犹太人的影响力（最后变成消灭犹太人本身）、增强德国的军事力量，以及外交政策。

纳粹体制有一个重要的层面不能算极权体制，那就是其他许多政策的辩论都在希特勒之下的层级发生，下级会遵循他的大方针，做事尽可能合他的意。这样反而增强了他的无限权威，虽然难以亲近、无法预测的任意干预、冗长的独白和对政策细节缺乏兴趣的领导方式，很难造就有效率的政府。

希特勒讨厌可能会出现批判性讨论的内阁会议。1933年他还带领着联合政府，里头的保守派多于纳粹党，内阁一个月开4、5次会，直到夏季休会，但之后次数就少很多。他偏爱一对一会议，这样才能掌握主导权，而且他严重偏袒某些部长。到了1930年代后期，内阁就不再开会，所有貌似联合政府的成分都消失，体制内没有人会怀疑元首才有最后决策权。希特勒决定聚焦的政策都由他跟他任意召来的人士商议后决定。

1936年，希特勒在德国的声势已经毋庸置疑。纳粹在那年的选举拿到将近99%的选票，虽然不少人是害怕投下反对票会下场凄惨才投给希特勒。尽管如此，这时候希特勒明显已经得到德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经济复苏、人民对国家军事力量重生的骄傲，以及全国普遍相信希特勒是伟大领袖，这些都是当时的政治实况。没有人比希特勒本人更相信自己的天才。如克索所说，“那种不可一世──召来灾难的傲慢自大──不可避免，并在1936年达到颠峰。”1938年初期，希特勒对奥地利独裁者许士尼格说，“我已经达成了我的所有目标，或许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德国人。”

德国大众对希特勒“由衷且广大的支持”，一直延续到二战中期。（他错估外交政策为德国带来祸害，也毁了自己。）纳粹德国结合了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以及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所拥有的制度。

即使在战火肆虐期间，希特勒的魅力渐渐消失之际，国家制度仍然维持运转。然而，对希特勒来说，国家的主要目的是把一名伟大领袖推上最高权位并效忠于他。早在1920年他就公开说过：“我们需要一个天才的独裁统治者。”有个地方上的纳粹领袖赞扬希特勒是“比耶稣基督还伟大跟强大的新领袖”。希特勒本身的魅力、他1930年代结束前所创下的政绩，以及德国最需要的莫过于一名强人领袖的集体迷思，都是百万人为他着迷的原因。

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当“成功”跟“大众的强烈喜好结合时”，就算是伟大领袖也往往变得骄傲自满，导致他们“自以为地位崇高、才能出众，其实不然”，也“因为自以为是而贸然采取许多鲁莽、甚至毁灭性的冒险行动”。虽然希特勒的伟大是一种假象（煽动邪恶的能力除外），那也是肯定能掀起毁灭性冒险行动的假象。

21世纪独裁者的统治利器：媒体与没有选择的“选举”

“专制统治很容易。随心所欲是一国之君很快就能学会的规则。说服人需要技巧，但命令人什么也不需要。专制统治若是激怒不了受害者，那就永远不会从世界上消失。”

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8世纪法国古典经济学家

专制统治确实迟早会刺激受害者站起来推翻政权（虽然暴力革命往往是另一种威权统治的序幕）。然而，即使是独裁君主也无法只靠武力统治，因为他必须要能说服周围的人（他的禁卫队、军队将领或政治警察头子），让他们相信效忠他有利于国家或个人利益（更常是两者都有）。

比杜尔哥年长一些的大卫·休谟（David Hum）认为，“要是一个暴君的权威完全来自恐吓，就没有任何理由要害怕激怒他。因为他身体的力量能影响的范围很小，他进一步拥有的力量一定要奠基在我们自己的想法，或是其他人认定的想法上。”

因此，说服力和武力都是独裁领袖不可或缺的装甲。20、21世纪的独裁统治者拥有启蒙时代思想家想像不到的利器和媒体，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发挥极致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到电子监控、广播电视，甚至对传送信息的完全掌控。左右民意需要组织的帮忙，毕竟统治现代国家跟带领18世纪作家所谓的“野蛮部落”很不一样。撇开传统君主不论，很多民主化时代的威权政府都觉得有必要制造民主的表象，包括其实没有选择的“选举”，借此作为政府得到人民支持的证据。一党独大的执政党通常在安排这类选举和动员选民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确实有证据显示，有政党撑腰的独裁统治者比没有政党支持的个别统治者在位更久。政党不只有助于动员，也能多少“约束政敌的野心，使他们效忠统治者”。

用秩序、和平口号“合理化”野心

极权政权为了合理化执政党和领袖对彻底掌权的野心，通常会描绘出一幅辉煌的前景，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鼓舞大批人民，苏联、意大利和德国就是如此。用来合理化极权和威权统治另一种较为普通的论点是，这样能重建秩序，稳定政府。秩序之说很吸引人，因为一般人多数时候都希望有和平的环境，在稳定的社会中养儿育女。倘若有人告诉他们，不选择独裁政权承诺的“秩序”，就是选择内战和无政府状态，而他们也相信，很多都会乐意或勉强支持当权者。

然而，这样把“秩序”合理化有几个根本的问题。

首先，大多数威权政权本身就不顾法治，诉诸暴力并拆散家庭，动辄逮捕、拘禁、杀害好几万人，甚至造成大规模混乱。

第二，这种政权因为不用对民间疾苦负责，因此也无能为力解决根本问题，只能压下问题。当改革或革命终于发生时，问题往往已经变得更加棘手。

第三个问题和大多数国家都是族群多元有关，威权国家也不例外。尤其在非洲，但中东也一样，国界由帝国强权来决定，但帝国强权不太会考虑到地方或族群认同。如保罗．克里尔的观察，“一般来说，在族群多元的社会中，独裁者要靠自己族群的支持才能壮大”，而社会越多元，“独裁者的族群可能就越小”。这会导致独裁者在政治和经济上偏袒自己的族群，资源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强势的宗教团体或族群手中。这么一来不但会加深族群之间潜在的紧张状态，也会阻碍经济发展。

威权统治有助社会稳定不过是一种迷思。在已经确立的民主体制中，政府下台是正常且健康的事，不表示体制或社会产生危机。相反地，威权国家的政府若下台就代表体制出现危机。过去几十年来，东欧自1989年的转型，以及中东从2011年爆发的激烈动荡就是最好的例子。不久之前，民主领袖都能享受小康的安适退休生活。如今，很多民主领袖希望退休后能享受荣华富贵，靠自己的知名度赚钱。无论如何，他们的命运都迥异于墨索里尼（被枪决并倒吊示众）、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举枪自尽）、希奥塞古（跟妻子一起被枪决），或格达费（被反抗军虐杀），尽管无可否认还是有很多独裁者得以安享天年。

追随者的盲目崇拜，是独裁统治推手

眼光远大的伟大领袖，就是独裁政权最难以动摇的迷思。这在专制政权比寡头政权明显，后者通常把重点放在执政党的独特洞察力和智慧上，而非个别领袖的特质。意大利文（Duce）、德文（Führer）和俄文（vozhd）的领袖所代表的意义，在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执政时都产生改变。每一个都代表一个力量、理解力、洞察力超乎常人，而且爱民如子的领导人。

盲目的追随者赋予领袖英雄特质，有时领袖本身甚至尚未标榜自己拥有这些特质。最显著的例子是希特勒。他先是相信德国需要一个伟大英勇的领袖，后来沾沾自喜地发现自己就是那一个人。1920年代早期，希特勒还没开始打造个人崇拜（有别于当时的墨索里尼），但追随者却已经声称他们“找到了数百万人心的渴望──一个领袖人物”。到了1920年代末，希特勒相信他们是对的，纳粹党也开始完全聚焦在领袖身上。“对我们而言，”希特勒在1930年说，“领袖就是理念本身，每个党员都只能服从领袖。”20世纪几个大独裁国家的领袖都曾不遗馀力地打造个人崇拜（虽然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部分是在宣扬他的谦逊），但他们身边也从来不乏助手和奉承者为他们发明超人神话。

独裁政权要成功，很大一部分要靠领导人上台时的社会政治脉络、想分一杯羹的追随者、出于恐惧事情变得更糟的理由而让步的菁英（如意大利和德国保守派是因为害怕共产主义才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合作），以及相信一个人能展现国家智慧的盲目崇拜。这些都是“情感的狗摇晃着理性的尾巴”的危险明证。这些例子是人类需要强人领袖这个假象的极致，也是个提醒我们的警告，这类领袖所掌握的权力若不加以约束，有朝一日必会走向迫害和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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