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在世人眼里，周作人身为鲁迅的亲弟弟，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成为日本人的“附逆”。可他偏偏自甘堕落还拒不认罪，至死都没能取得公民权，始终是“黑户”的身份。

周作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入侵北京， 大批知识分子南迁，但52岁的周作人却以“家室拖累”为由拒绝离京避难。

翻开周作人写给朋友的信，简直有苦水要淌出来。他得养活老母亲和鲁迅的遗孀朱安，还有与三弟周建人离异的妻妹等9人，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撇下他们，只能在北京苦熬下去，为此他还将自己的书斋由“苦茶庵”改为“苦住斋”。

作为公认的五四时代的思想斗士，加上在文坛上的巨大影响力，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周作人的安危。郭沫若在1937年8月30日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大力赞扬周作人的品格，“我们如损失了一个知堂（周作人的号），那损失是不可计量的”、“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

郭沫若

周作人读了文章后，接连写了几封信致上海《宇宙风》的编辑陶亢德，表示自己正在险恶的环境中翻译希腊神话，还在用生命保护着北大的校产。此信一出，大家对周作人的敬佩感又深了几分。

谁知到了1938年4月9日，周作人却出席了日本人组织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传来举国哗然。谁能想到恬淡儒雅的大教授，已经悄悄站到了日本人中间？

周作人在4月24日曾特意写文章辩白，表明自己依然正气凛然。可文化界的同仁们并不买账，武汉的《新华日报》刊登了《文化界驱逐周作人》一文，茅盾等18位作家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信》，希望他能幡然悔悟。

大后方的作家们并没有对周作人完全失去信心，因为按照他的一贯表现，大家认为他根本无心做官，因此在变节之路上走不远。就连日本方面也认为周作人不问世事，没有替日本人做事的意愿。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没多久周作人便相继担任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东亚文化协议会”理事、评议员等职，后来更是被汪精卫委任为教育总署督办，每天与日伪官员打得火热，以前那个朴素的散文家形象一去不复返。

汪精卫

每一个变节者，在下水前都有一段犹豫期，周作人更是如此。他反复地在河边试探，今天对日本人板着冷面孔，明天又主动上前示好，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起刺杀事件，使得周作人毫不犹豫地纵身入水。

1939年1月1日元旦上午，学生沈启无来拜年，师徒两人正在西屋聊天时，一位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学生求见。

此人带着大口罩，进屋便问：“你是周先生么？”随即一枪打中周作人的左腹，沈启无也中枪倒地。随即刺客在同伴的帮助下，坐上汽车逃走。

要说周作人真是命大，刺客用的是小手枪，本身冲击力就不大，那一枪又打在他毛线衣的扣子上，仅仅受了点外伤而已。

关于刺杀周作人的到底是不是中日学院的学生，出于什么动机，至今仍然是个谜。但周作人在后来的《知堂回想录》中推测是日本人搞的鬼，理由还挺充足：第一，日本宪兵对他这位被害者态度很恶劣；第二，刺客有汽车有接应人员，手笔很大。

周作人的这种说法漏洞百出，因为就在遇刺11天以后，他便正式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如果真是日本人所为，相信正常人都会把这张聘书撕个稀碎。

很有可能周作人清楚刺杀事件的背景。来人代表着国内激进派的青年，原本周作人想要维持着一副清高的读书人面孔，在国人和日本之间左右逢源。刺客事件一出，他立刻感觉处境危险，毫不犹疑地扑向日本人的怀抱寻求保护。

该事件是周作人“附逆”的直接催化剂，但很难说大家冤枉了他。即便没这码事，他也会在丧失民族气节的道路上不断下滑。

自打出任伪职后，周作人上蹿下跳地不亦乐乎。1941年他出访日本，给日军伤病员捐款五百块，把敌邦完全当成己国。1942年5月同大汉奸汪精卫一起出访伪满洲国，12月8日，他身着黄呢日本军服，神气十足地检阅了部队。

周作人年轻时

尽管这些行为引起了国人强烈的愤恨，却给他带来了实打实的好处。

督办每月薪俸为2000元大洋，那些乱七八糟的挂名闲差加起来也不少于1000元。这可是极高的收入，不亚于现在的年薪百万。

于是周作人的生活相当豪奢，他将八道湾的大房子进一步扩建，雇佣了30多位仆人，还有3名贴身保镖，三五天就得大宴宾客，原来文字中的那些凄风苦雨统统不见，他终究变成自己笔下“很俗的俗人”。

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的这套大房子，是兄长鲁迅拼尽全力置办的，可惜住进去仅4年，鲁迅就被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以“非礼”的理由赶出家门。在此之前，三弟周建人也被羽太信子骂走，周作人夫妻堂而皇之地霸占了这处房产。

左一羽太信子，左二周作人

而且周作人屡屡拿老母亲做挡箭牌，每次必得强调自己不能南下的原因是要侍奉老母。鲁迅被赶出家门后，他们夫妻经常故意不做饭，鲁老太太好几次饿着肚子去探望大儿子。鲁迅心中难受得紧，寻到合适的房子后立即将母亲接过来，相当于鲁老太太也是被周作人变相轰出来的。

鲁迅去世后，周作人从1938年1月起承担了母亲的生活费，他每个月3000多块大洋的收入，却只给母亲50元，难怪老太太对人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甚至母亲病危时，周作人还应汪精卫之邀赴南京、苏州讲学游玩。真不知道他在吹嘘自己是孝子时，内心会不会臊得慌。

很多人想不通周作人这位曾和鲁迅并肩的“斗士”何以成为日本人的附逆，纷纷将目光投向他那位彪悍的妻子羽太信子，认为周作人是被妻子逼迫所致。

右一羽太信子，右二鲁迅母亲鲁瑞

男人娶到品行不好的妻子，的确会影响一生的轨迹。羽太信子与通常印象中日本女人温柔贤惠的形象毫不沾边。她有家族遗传的癔症，稍不顺心就歇斯底里，还要去日本使馆告周作人的状，周作人怕她怕得要命。

羽太信子虽说不是红颜，却完全是祸水，她在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间恶意挑拨，害得两兄弟到死都没能和解。这还不算，她挥霍无度排场十足，周作人如果不“下水”，仅靠教授和写稿的薪酬，根本无力供养这么一位“祖宗”。

就像世人都把“安史之乱”的过错全推到杨贵妃身上，根本不去追究唐玄宗的昏庸一样，大家只看到了羽太信子的“疯”，没看到周作人的“昏”。

李何林先生说得好：“周作人之终于做汉奸的主要原因，是他一生思想的逐渐蜕化变质，他的日本妻子和环境的逼迫是次要的。”

周作人的性格，自幼就非常平和，尽管家庭发生过巨大变故，但身为次子，他没有大哥鲁迅那般扛起重担，反而悠哉游哉地尽情游玩，从小时候起，他的心中就缺乏一种责任感。

在日本留学的6年期间，周作人也从不参加反清爱国的活动，他表面上追求的是风雅，内心则极端自私，以完全的个人主义为中心。

回国跻身名作家之列后，周作人给自己的定位为高出人民的士大夫阶层。就在兄长鲁迅为了国家安危振臂高呼时，周作人却只想躲进书斋当隐士。只要自己有茶喝有书读便好，国家与人民的安危跟他无关。

乱世之中又怎能容得下他那一张书桌呢？刺杀事件将他吓破了胆，日本宪兵趁机以“保护”的名义住进他家，顺势施加些压力，周作人便乖乖臣服。

周作人与鲁迅

而且周作人自认为了解日本和中国。他早年曾在江南水师学堂学过海军，亲眼目睹了清末军队的颓势。等日本人打过来时，他不肯相信国人能够抵挡得了，坚定不移地秉持着“必败论”的思想。

就在周作人因贪恋舒适生活而选择留在沦陷的北京时，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身为知名的“日本通”，即便他不向敌人靠拢，日本人也一定会来笼络他。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在法庭上，周作人将自己的“附逆”说成是在沦陷区“办教育”，他为了抵抗日本对国人的奴化，简直费尽心血。

同时，他又把北大校长蒋梦麟搬出来，称自己是受了校长的委托保护校产，蒋梦麟也特意写信证实此事。

蒋梦麟

说实话文化汉奸的迷惑性真大，一支笔足以颠倒黑白。就算你周作人曾保护了北大的图书馆，但做“伪督办”这事可是白纸黑字逃不掉的。况且蒋梦麟委托了四位教授，除周作人外，其余人都未当汉奸，这事又怎么解释？

周作人服刑期间，一位陌生的探望者交给他一本日记和一封信。该信用鲜血写就，称周作人是自己最爱戴的作家，他从文艺青年改为从军抗日，眼看着6000多名战友被俘后杀害，自己发誓决不投降。

此人名叫谭天词，在写下该信后没多久便牺牲了。临终前，他托人将日记带给周作人，希望能给他的研究添砖加瓦。可惜谭天词不知自己最尊敬的老师早已变节，更不知道周作人看完信后立刻以“不负学生的重托”为由向最高法院申请复判，为此获得了减刑，改为服刑10年。

即便周作人被信中舍生取义的精神所感动，他始终不肯低头认罪，反而在《复判申请书》里强调自己是“文化救国”。按照这纸“申请”，他在八年抗战中不仅无罪，反而有功，是个大大的功臣。

1949年8、9月期间，沈钧儒曾转述过领导们关于周作人的话：“他应当公开检讨他的错误。“沈老旋即又说：”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就对他宽大了。“

正中沈钧儒

可惜周作人并不理会领导意图，他给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写信，重复《复判申请书》的老调，想用一面之词蒙混过关，摘掉汉奸帽子。虽然他的原信尚待查证，但周总理很清楚他的底细，对此事未置可否。

他的小丑表演还远没结束，1950年12月期间，上海文联副主席冯雪峰收到周总理转给他的周作人辩护材料，越看越生气：“周作人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是不应该写这样的东西的。”

为了抢救鲁迅留下的文化遗产，已同兄长失和13年的周作人被提前释放。文化方面的负责人、曾担任过毛泽东多年秘书的胡乔木希望他能作个自我检讨在报上发表，以求得人民群众的谅解。

胡乔木

然而，周作人的这个自我检讨至死都没有写出来，20多年后他还在《知堂回想录》中为自己表功。骗子的最高境界是骗到连自己都信，周作人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末代皇帝溥仪，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封建皇权教育，在接受了改造后，彻底与过去告别，成为新中国的公民。周作人因为连续22年拒不认罪，因此至死都是“黑户”。

但领导对周作人是绝对宽容的，按照胡乔木的批示，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他单线联系，让他翻译希腊与日本文学，每月送给他二百元（后增至四百元）生活费。

尽管曾多次咒骂兄长，晚年的周作人还是依靠鲁迅，获得了诸多好处。他曾在1962年将早年日记交给鲁迅博物馆，美其名曰“捐赠”，实则换取了1000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收入。

周作人的小品文确实写得很好，但有时文品还真不能与人品完全划等号。也许，他运用那些精妙的文字，是为了掩盖内心不为人知的自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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