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叶家山

提要：

叶家山晚商青铜器组多数器物上有族氏铭文，对研究商代晚期青铜器流通、商末周初青铜器矿料利用规律和西周早期青铜器“分器”制度具有重要价值。研究结果表明，这批器物有铸造和铸后受热两种组织形态；合金类型以铅锡青铜为主，另有少量锡青铜和铅青铜；这批器物使用的一部分铜料、铅料与曾国铜器和殷墟四期铜器相同，表明商代晚期开发使用的一部分矿料到西周早期还在继续使用中，而商晚期“锡料来源紧缺”，但西周早期曾国铜器锡料供应充足，这些锡料是晚商已开采使用后来被周人掌控，还是周人新开发的，亦需深入研究。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是西周早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葬制独特，布局清晰，保存完整，随葬器物种类多、数量大，备受学界关注［1］。M65、M28和M111三座墓尤为重要，是有确切铭文印证的曾侯墓，其中M28和M65均出土有带“曾侯谏”铭文的标准器［2］；M111出土15件带“曾侯”铭文容器，另有2件带“曾侯犺乍宝尊彝”铭文铜簋和1件“犺乍剌（烈）考南公宝尊彝”铭文方座簋，可知其墓主是“曾侯犺”［3］。学界普遍认为，叶家山墓地是一处曾国家族墓地。

根据叶家山墓地出土青铜器类型学和年代学考察，除绝大多数属西周早期青铜器外，还包含少量商代晚期青铜器，本文称之为晚商青铜器组。晚商青铜器组的年代跨度从殷墟二期到四期［4］，其在叶家山西周墓地中除了体现墓主的器用制度外，还对研究晚商青铜器铸造工艺以及商末周初青铜器的传承等问题有重要学术价值。从出土器物类别看，叶家山墓地晚商青铜器组包括鼎、簋、甗、卣、罍、爵、盉等，这批晚商青铜器组出土在西周墓地中，且多数器物上有族氏铭文，对研究商代晚期青铜器流通、商末周初青铜器矿料利用规律和西周早期青铜器“分器”制度具有重要价值。鉴于此，本文利用金相组织鉴定、合金成分与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等手段对这批晚商青铜器组进行综合研究，以期为深化认识商末周初青铜矿料利用规律，青铜工业生产面貌提供新的视角。

一　实验样品概况

本文共对18件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的晚商青铜器进行了取样分析。包括鼎12件、提梁卣1件、簋2件、缶1件和爵2件，其中铜鼎M1∶07取样4件，其他器物各取样1件，共获取样品21件。其中进行金相组织鉴定与合金成分分析的样品有17件（取自14件器物，表一），进行铅同位素比值测定的样品有18件。（表二）

二　检测方法

首先按标准程序制备好金相样品，在浸蚀前对样品铸造缺陷和夹杂物分布情况进行初步观察；而后使用3%的三氯化铁盐酸乙醇溶液进行浸蚀，采用Leica DM4000金相显微镜对浸蚀后的样品进行金相组织观察和拍照。观察后的样品经再次磨光和抛光，做喷碳处理，而后置入带有能谱仪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和成分分析。所用仪器为北京科技大学测试中心的ZEISSEVO18高分辨扫描电镜，能谱分析仪为BRUKER X Flash Detector 5010，分析条件设定为加速电压20kV，工作距离7～10mm，激发时间≥60s。考虑到铜器样品存在成分偏析和锈蚀等因素，尽量选取锈蚀较少的不同部位进行分析，而后取多次分析结果的平均值代表该样品的成分组成，结果详见表一。使用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学院的VG Elemental型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MC-ICP-MS）测试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仪器分析精度： 207Pb/ 206 Pb 、208Pb/ 206 Pb 和206Pb/ 204 Pb 的相对误差分别小于0.01%、0.0l%和0.1%；测试时使用国际铅同位素标准溶液SRM981校正仪器，每测试3-4个样品即测试一次标准溶液SRM981。结果详见表二。

三　分析结果

本文通过金相组织鉴定、合金成分分析与铅同位素比值测定揭示叶家山墓地晚商青铜器组如下技术特征。（表一，表二）

首先，经金相鉴定的14件器物，有铸造和铸后受热两种组织形态。这批晚商青铜器组有8件铅锡青铜铸后受热组织，包括6件鼎、1件爵和1件簋，其可能因使用或其他原因经火烧受热所致。6件为铸态组织，包括3件铅锡青铜（2件鼎和1件提梁卣）、2件锡青铜（1件鼎和1件缶）和1件铅青铜（1件鼎），个别样品中铅分布不均匀，可能与铅的比重偏析或腐蚀聚集有关。这组器物检测到的铁和硫均以硫化物形式存在；硫化物大多为硫化亚铜，也有含铁的硫化物，未发现富铁相或其他杂质元素形成的特殊相。（图一—图六）

其次，由检测结果可知，叶家山商代晚期青铜器组合金类型以铅锡青铜为主。就分析的14件容器本体样品而言，有11件为铅锡青铜，包括8件鼎（鼎M1∶07、鼎M8∶15、涡纹鼎M46∶21、鼎M56∶5、兽面纹鼎M111∶64、圆涡兽目纹鼎M111∶77、祖辛鼎M111∶84、鼎M111∶90）、1件朿祖乙卣M46∶12、1件百乳云雷纹簋M46∶17和1件鸟父丁爵M46∶13；有2件锡青铜，分别为兽面纹鼎M109∶4和父丁缶M111∶109；仅有1件铅青铜，为鼎M4∶2。

第三，经分析的18件叶家山墓地出土晚商青铜器组样品 208Pb/ 204 Pb 的比值在29.027～41.900之间， 207Pb/ 204 Pb 的比值在15.372～16.008之间， 206Pb/ 204 Pb 的比值在16.599～21.838之间， 208Pb/ 206 Pb 的比值在1.654～2.215之间， 207Pb/ 206 Pb 的比值在0.733～0.927之间。（表二） 204Pb、206Pb、207Pb、208Pb是铅的四种稳定同位素，其中 204Pb几乎不具放射性，而 206Pb、207Pb、208Pb则是由不同的放射性元素经一系列衰变而形成的。铅同位素组成中 206Pb、207Pb或 208Pb含量特别高，即所谓高放射性成因铅，这种铅在地质上是十分罕见的，而我国的金属铅矿大多为 207Pb/ 206 Pb 比值大于0.84的普通铅［5］。可见，兽面纹鼎M111∶64样品中所含的铅为高放射性成因铅， 父庚鼎M92∶33和爵M82∶9接近于高放射性成因铅，其他样品中的铅均为普通铅。

四　相关问题讨论

（一）铜器的合金工艺

经过近年的数次讨论，叶家山墓地年代大致确定在周成王、康王到昭王晚期的西周早期［6］。叶家山铜器大多为西周早期的标准器，但也有不少商代风格器物，涉及到商末周初铸铜产业转移和延续等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

叶家山墓地出土晚商青铜器组大多做工精良、纹饰精美，部分带有族氏标记或日名，合金工艺与其他地区商晚期铜器有一定联系。所分析的14件青铜容器本体样品合金成分表明，有11件铅锡青铜器，占比78.6%，其锡含量在5.7～14.3%之间，铅含量在4.6～21.3%之间；有2件锡青铜器，占比14.3%，其锡含量分别是13.4%（兽面纹鼎M109∶4）和18.8%（父丁缶M111∶109）；有1件铅青铜器，占比7.1%，其铅含量为17.2%（鼎M4∶2）。经检测的武汉盘龙城16件青铜容器中，有15件为铅锡青铜，其锡含量多数在5～10%之间，铅含量为2～25%不等，且数据无明显的集中趋势；1件为锡青铜，锡含量为5.5%，未见铅青铜容器［7］。正阳闰楼商代墓地出土晚商青铜容器均为铅锡青铜和锡青铜，含锡量多在8～30%之间，含铅量多在10%以下，也未见铅青铜容器［8］。罗山天湖出土铜器的合金成分以铅锡青铜为主，约占46%，锡青铜和铅青铜次之，存在极少纯铜器物［9］。石鼓山墓地出土典型商文化铜容器中的鼎M3∶81含锡量和含铅量均低于7%；分裆鼎M4∶202、罍M1∶2、M4∶304含锡量小于6%，含铅量大于20%；其余11件器物样品均为锡青铜或含铅量较低的铅锡青铜，含锡量在10～25%之间，且多集中于15～20%，含铅量在0～18%之间［10］。由此看出，在材质类型和合金成分方面，叶家山墓地出土晚商青铜器组与武汉盘龙城、罗山天湖、正阳闰楼以及石鼓山商文化晚期青铜容器存在区别。

商文化晚期铜器以安阳殷墟出土器物为代表，李敏生［11］、季连琪［12］、赵春燕［13］、刘煜［14］等曾对殷墟青铜器做过检测分析。经学者统计［15］，已检测分析的近300件殷墟铜器中，各类器物的材质均以铅锡青铜和锡青铜为主，这两类合金所占的比例已接近90%，铅青铜较少，约占10%。殷墟一期铜器以铅锡青铜和锡青铜为主，另有少量纯铜器和铅青铜，合金成分无明显规律性特征，但一期铜器的铅含量普遍较低，仅一件器物的铅含量超过10%；殷墟二期的容器以锡青铜为主，且锡含量普遍较高，主要集中于15～20%之间，铅含量多在10%以下；到了殷墟三期，青铜容器演变为以铅锡青铜为主，且合金中的铅含量不断增加，最高达25%左右；直到殷墟四期，高铅青铜成为殷墟青铜容器的一大特点，铅含量在15%以上的器物数量大幅增加，而锡含量却明显减少，有不少都在10%以下。这一时期冶铸工匠对合金配比的控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6］，从殷墟二期到殷墟四期，锡青铜器物数量不断减少，而铅锡青铜器物数量不断增加。由此可见，叶家山墓地出土晚商青铜器组与殷墟三、四期青铜容器合金工艺较为相似。

（二）铜器的矿料利用

叶家山青铜器群与西周早期曾国的分封密切相关，其中的晚商青铜器组实为商代产品。经铅同位素分析的18件叶家山晚商青铜器组可分为A、B两组，其中A组器物均为铅锡青铜，其铅同位素比值 207Pb/ 206 Pb 的分布范围在0.884～0.891之间， 208Pb/ 206 Pb 的分布范围在2.156～2.169之间，分布较为聚集。（表二，图七）一般而言，铅锡青铜的铅同位素数据指示铅料来源，因此A组铜器使用的铅料相同，包括圆涡兽目纹鼎M111∶77、 祖辛鼎M111∶84、涡纹鼎M46∶21和商代风格鼎M1∶07、M8∶15、M56∶5、M111∶90、兽面纹簋M46∶18、百乳云雷纹簋M46∶17、朿祖乙卣M46∶12等10件器物。A组聚集区以外的器物全归为B组，B组器物有铅锡青铜、锡青铜、铅青铜和不确定合金类型的，这部分器物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较为分散，但不管是哪种合金类型，其使用的矿料与A组器物均不同，这部分器物包括涡纹四叶目纹鼎M86∶15、兽面纹鼎M111∶64、商代风格鼎M4∶2和M23∶3、父庚鼎M92∶33、山父丁盉M111∶127、鸟父丁爵M46∶13和爵M82∶9。值得注意的是，兽面纹鼎M111∶64的铅同位素比值为高放射成因铅。高放铅铜器是商代中晚期的时代特征，最早出现在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时期，在二里岗时期的铜器中约占50%左右；到殷墟一、二期，所占比例达80%左右；殷墟三期减少至不到40%；在殷墟四期已不多见［17］，西周遗址少量高放铅铜器可能是商器流布的结果。总体上看，叶家山晚商铜器组构成较为复杂，来源比较多源，其可能是通过掠夺、受赐、“分器”、賵赙等方式流布到叶家山的。

铅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西周早期对殷商的铸铜产业有一定的承接与继承。郁永彬等通过对叶家山曾国铜器（带有曾国族属铭文）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指出其铅料可能有两个来源，其中铅焊料和大部分铅锡青铜曾器的铅同位素与东秦岭地区铅矿有较高的重合度；铜料的来源尚难以确认，可能有多个来源，但与大冶铜绿山古矿区铜矿料的铅同位素数据更为接近［18］。为对比认识叶家山晚商青铜组矿料利用特征，本文将叶家山曾国铜器、晚商青铜器组和殷墟四期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结果一起绘制（图八），结合表二可以看出，叶家山晚商青铜器组中的A组器物，与铅锡青铜曾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叠合在一起，与殷墟四期铅锡青铜器物的铅同位素比值也叠合在一起，表明A组器物与殷墟四期铜器、曾国铜器使用的铅矿料相同，说明殷墟四期开发使用的一部分铅矿料到西周早期还在继续使用中。铜料使用比较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殷墟四期使用的部分铜料到西周早期也在使用中。由图七结合图八可以看出，叶家山晚商青铜器组中的B组器物与曾国铜器和殷墟四期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均未有重合，显示这部分器物使用了不同的矿源，不仅说明其构成复杂，还说明其来源多元，体现了商末周初青铜物料流通的复杂性，暗示在商末周初时期，西周对殷商的铸铜产业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其无疑已体现在技术的传承和工匠的承接上。

关于锡料来源的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李济［19］、天野元之助［20］、石璋如［21］等早期学者曾就晚商锡料的来源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南方来源”和“中原来源”两种不同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闻广从古代矿产资料调查和古文献考证入手，进一步倡导“中原找锡论”［22］。童恩正等人则对其进行了反驳，通过重新考证，他们认为古文献资料非但不能证明中原古代产锡，却在很大程度上暗示当时的锡料主要来自南方地区［23］。金正耀根据妇好墓铜器铅同位素分析结果，提出晚商锡料可能来自云南的说法［24］，而廖苏平［25］、裘士京［26］等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南方来源”。近期，陈光祖又撰文讨论了华北地区锡料在商代的利用问题，还指出应该考虑中亚地区的锡料进入中原的可能性［27］；易德生根据铅同位素比值及古文献资料，认为江西或湖南的锡铅多金属矿可能是商代中原地区锡料的主要来源［28］；员雅丽、黄维则试图调和“中原来源”与“南方来源”两种主要说法，提出青铜时代的锡矿来源可能包括晋南、豫西南及鄂西北地区［29］。田建花、马江波对先秦青铜生产的锡料来源进行探讨，指出在二里头二期可能已开采使用燕辽地区的锡料资源，使用高峰期是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下层期［30］。李延祥、崔春鹏指出，长江流域青铜冶炼，越靠近赣北冶金遗物的锡信号越强，推测所需锡矿来自赣北，其冶炼工艺是先生产红铜并排出红铜渣，进而向含有铜液的炉内添加锡石矿料冶炼青铜并排出青铜渣［31］。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早期锡料是商人已开采使用后来被周人掌控，还是周人新开发的锡矿料，亦需深入研究。殷墟一期铜器的铅含量普遍较低，殷墟二期铜器合金成分在锡轴上的聚类性较好，且含量较高，其“过度用锡”的现象在妇好墓和殷墟M54的铜器上皆体现得比较明显［32］，或许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安阳的锡料供应较为充足。三期以后合金成分趋于离散分布，应该不是技术衰败的表现，更可能是“锡料来源紧缺”以及殷人对随葬礼器的态度有所变化的反映［33］。叶家山曾国铜器的锡料使用量较晚商青铜器组和殷墟四期青铜器要大，合金成分在锡轴上的聚类性较好且含量较高，甚至部分叶家山曾国铜器的锡料用量与殷墟二期铜器相当，表明叶家山铜器锡料来源相当充足，暗示西周早期，周贵族能够控制和使用稳定的锡料矿源，这一锡料矿源在商代晚期或没有被商贵族所控制和利用，因此殷墟四期铜器才出现“锡料来源紧缺”的现象，其原因是商代晚期政治势力范围缩小，对锡金属资源掌控有限，还是其他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同时也应注意到，西周早期铜器和商晚期铜器在各合金类型占比有所差别，合金元素含量平均值的差异更加显著，这些现象表明西周王朝建立后，在中央王权集中管控下，周贵族在继承殷人铸铜产业的基础上，重新整合铸铜产业，调配铸铜资源，进行“集成创新”，依据统治者的使用需求，进行青铜器生产，铸造出大量精美铭文铜器，开创了新的青铜技术发展高峰。

五　结语

本文通过金相组织鉴定、合金成分与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初步揭示了叶家山晚商青铜器组的技术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经金相鉴定和合金成分分析的14件青铜器，有铸造（6件）和铸后受热（8件）两种组织形态；合金类型以铅锡青铜为主，占比为78.6%，另有锡青铜和铅青铜，占比分别为14.3%和7.1%；在材质类型和合金成分方面，这批晚商青铜器组与武汉盘龙城、罗山天湖、正阳闰楼以及石鼓山商文化晚期青铜容器存在区别，与殷墟三、四期青铜容器合金工艺较为相似。

叶家山晚商青铜器组中一部分铅锡铜器的铅料与曾国铜器（带有曾国族属铭文）和殷墟四期铜器的铅料相同，说明商晚期开发使用的一部分铅料到西周早期还在继续使用中；铜料使用比较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殷墟四期使用的部分铜料到西周早期也在使用中；晚商青铜器组出现“锡料来源紧缺”的现象，但西周早期曾国铜器锡料供应充足，其锡料是商人已开采使用后来被周人掌控，还是周人新开发的锡矿料，亦需深入研究。总体上，在商末周初时期，西周早期对殷商晚期的铸铜产业有一定的承接与继承。

附记：本文是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随州市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单位关于叶家山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制作工艺综合研究的成果之一。研究工作得到这些单位诸多老师的指导与帮助，在此致以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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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学勤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J］.文物，2011（11）；李伯谦等.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笔谈［J］.江汉考古，2013（4）.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J］.江汉考古，2013（4）.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20（2）.

［4］黄凤春，蒋斌.谈随州叶家山曾侯墓地出土的晚商组青铜器［C］//青铜器与金文（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111-126.

［5］金正耀等.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三星堆器物与赛克勒博物馆藏品的比较研究［C］//“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562-569.

［7］郝欣，孙淑云.盘龙城商代青铜器的检验与初步研究［M］//盘龙城：1963年—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517-538.

［8］刘群，肖梦娅，梅建军等.正阳闰楼墓地出土商代铜器的检测及相关问题研究［J］.有色金属（冶炼部分），2015（5）.

［9］肖梦娅，楚小龙，郁永彬等.信阳罗山天湖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初探［J］.华夏考古，2016（2）.

［10］邵安定，李建西，宋俊荣.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青铜容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J］.文博，2021（2）.

［11］李敏生，黄素英，季连琪.殷墟金属器物成分的测定报告（二）：殷墟西区铜器和铅器测定［C］//考古学集刊（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328-333.

［12］季连琪.河南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出土铜器的成分分析研究［J］.考古，1997（2）.

［13］赵春燕.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与研究［C］//考古学集刊（15）.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243-268；赵春燕，岳占伟，徐广德.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出土铜器的化学组成分析［J］.文物，2008（1）.

［14］［32］刘煜，何毓灵，徐广德.M54及M60出土铜器的成分分析［M］//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89-296.

［15］刘煜.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研究［D］.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陈坤龙.陕西汉中出土商代铜器的科学分析与制作技术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6］赵春燕，岳占伟，徐广德.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出土铜器的化学组成分析［J］.文物，2008（1）.

［17］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48-55.

［18］郁永彬，陈建立，梅建军，陈坤龙等.关于叶家山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的几个问题［J］.南方文物，2016（1）.

［19］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C］//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73-104.

［20］天野元之助.殷代産業に關する若干の問題［J］.东方学报京都，1953（23）.

［21］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C］//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6）.台北：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55：95-129.

［22］闻广.中国古代青铜与锡矿［J］.地质评论，1980（4）；闻广.中原找锡论［J］.中国地质，1983（1）.

［23］童恩正，魏启鹏，范勇.“中原找锡论”质疑［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

［24］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锡料问题［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4）.

［25］廖苏平.试论中国青铜时代锡矿的来源［J］.南方文物，2002（2）.

［26］裘士京.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M］.合肥：黄山书社，2004：323-329.

［27］陈光祖.商代锡料来源初探［J］.考古，2012（6）.

［28］易德生.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J］.中国社会科学，2013（5）.

［29］员雅丽，黄维.再议先秦时期锡的问题［J］.文博，2013（1）.

［30］田建花，马江波.先秦青铜生产的锡料来源探讨［J］.有色金属（冶炼部分），2017（12）.

［31］崔春鹏，李延祥等.皖南地区的早期矿冶遗址以及三种合金技术［J］.有色金属（冶炼部分），2021（2）.

［33］刘煜.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研究［D］.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

（作者：郁永彬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陈建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坤龙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梅建军　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陈丽新　黄凤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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